这段文字写于2021年8月2日夜。
一周前的下午，我坐上从金沙遗址博物馆返回家中的出租车。
眼看立秋将至，手中这部小说也即将写完，我打算出去走走，想到来成都这么久还没参观附近的博物馆，于是吃完午饭，随便收拾一下就出门了。
在金沙遗迹，考古人员发现了古蜀都邑的过往，总共出土五千余具珍贵文物，是四川继三星堆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在博物馆引人注目的入口介绍上还摆放着“2011年大考古发现”的殊荣。作为古国，祭司和巫术成为遥远国度神秘文化的一部分，在光线黯淡、充盈着神秘色彩的展馆里，静静躺在进门左手边走廊尽头玻璃展柜的一具文物引起我的注意。
它是一枚令牌，镶着金边，看上去不是青铜制品，时光留下的斑驳导致上面镌刻字已是依稀，我认了半天，还是想不出上面的字代表什么含义。其他文物都分门别类地放置在展馆的各个地方，唯独它在一堆占卜龟甲中显得突兀。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展柜上没有任何标注。
我很少和讲解员说话，但为了这具文物，我难得地找到一位兼职打工的漂亮姑娘，询问她这是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她看到这个东西后露出相当讶异的神情，毫不客气地说，跟撞上鬼没什么区别。她告诉我，这不是他们展馆的东西。我起初以为她在掩盖自己的失职，但很快意识到，她说的是真话——再说，她没必要糊弄游客。
她很快找来另一名领队的讲解员，那人是她的师兄，他们都是文物与博物馆系的学生。师兄告诉我，金沙遗迹出土的所有文物都来自中原商朝，而眼前这枚令牌上镌刻的，是用小篆写的“卫”字，更何况，令牌边缘细腻镶嵌的莲花绝不可能出自商朝的工匠。
他们表示会和更专业的人士联系，为了感谢我的发现，博物馆邀请等鉴定结果出来后免费请我再度参观。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其实我对文物没什么兴趣，就算知道结果又怎样？过段时间就会忘得一干二净。不过他们还是赠送了三张有效期为一年的门票，并免费我为讲解接下来所有的文物——这花费了不少时间。
在博物馆闭关前的半小时我才离开，太久没运动，走得双脚都有点发酸。回到家后，我果不其然很快把那天的奇妙经历抛之脑后，继续码字更文。
又过去两天，临近开学，准备返校的同学陆续抵达成都。一位兴趣是绘画艺术的土木系同学（她不希望真名被透露，告诉我文中可以称呼为‘小赵’，我生性懒惰，索性用‘z.’代替）喊我去美术馆看看，市美术馆正好在做“古国美术赏”专题的展览，我答应了。
我对绘画一窍不通，只是走马观灯地跟在z.后头转悠了将近六个小时。z.在一副名为《京难图》（作者：伯鹤）的画前驻足了很久。她说看不出这幅画出自什么朝代，技巧像出自唐朝画家的手笔，但内容却很奇葩——
画中是一位穿龙袍女子的背影，她的头发散乱，身后插着一柄染血的剑，掉落在地上的发簪尾端勾勒出一朵莲花；背景是一座燃着熊熊烈火、冒着滚滚浓烟的皇宫；画的中央上方则是一个用细笔圈出的巨大的圆，如佛光普世般有宗教意味；右上角有不知字体但能认出是“京难图”和“伯鹤”五个字的标记。
第二天，她在微信上发语音告诉我，她在网上找了通宵，没能找到有关《京难图》的任何信息，它就像凭空出现在美术馆里的异类，包括“伯鹤”这个画家也不存在，在大学图书馆私藏的资料里依旧没法找到。
我这时想到了前几天在博物馆看到的令牌。它们同样是“凭空出现”，我觉得这件事或许意味着什么，于是联系了相关专业的朋友和z.打算明天线下碰个头，大家共同探讨。
人多果然力量大，我们中途历经的种种困难在此就不再赘述，一些喜欢在朋友圈分享生活的朋友已事无巨细地把这几天的奇妙经历记录在网络上了。我大致说一下结论。
首先，我们可以明确一点，两个来路不明的文物都出自“西朝”。我们一度认为“西朝”是指张献忠在成都建立的农民政权，但很快我们意识到，“西朝”出现的年代远远早于明末。通过热释光的方法，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测定了那枚令牌的年代，估计铸造时间介于唐朝和宋朝。换言之，西朝很可能是一个诞生后迅速夭折的短命王朝——这些事都被一位作古的阿根廷混血历史学家，路易斯·赛拉诺，记录于《华夏野朝研究总览》（1940）中，我们已无从知道他如何得到这些资料，但他简略写下了关于西朝的概况，根据资料显示，西朝的疆域至少囊括了长江黄河流域，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地区也曾在它的国土之内。这段历史让我们尤为震惊——这么看，西朝是曾经盛极一时的王朝，唐朝之后，宋朝之前。
为何我们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从未发掘过有关它的任何遗迹？这样一个庞大国家，如何在历史记载中消失得干净利落？现在却接连发现两件有关它的文物，这意味着什么？让我感到恐慌的是，无论西朝、令牌还是京城大爆炸，这些事都和小说内容如出一辙，我担忧自己是不是触碰到了某种虚无的禁忌，但路易斯·赛拉诺早在80年前的记载说明，“西朝”起码诞生在我的想象之前。
这件事让我夜不能寐，仿佛陷入了虚无主义的陷阱。